锦绣四川，再谱华章——文化传承发展的四川例证（上）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5月底，300余万字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报告在考古发掘22年后，再次以详实的材料揭开了古蜀文明都邑性遗址金沙遗址祭祀文化的神秘面纱，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实证。

就在此前不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优秀结项。20余位学者耗时13年厘清了蜀学的重要成就和思想体系，摸清了巴蜀文献的家底，梳理出了历代巴蜀学人独具洞见、引领风骚的思想和创新创造。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同样底蕴深厚，绚丽多彩。近年来，四川不断通过考古发掘、历史研究和古籍的收藏与整理，助力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和巴蜀文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了巴蜀学界的智慧和力量。

考古实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伴随着距今5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文明5000年的文明史举世公认。5000多年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体现了突出的连续性。

在成都宝墩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距今4500年左右，古蜀文明就已经在这里开始孕育；202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的水稻田遗迹，证实古蜀先民早在当时便已开始食用大米。

成都宝墩遗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6座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精美文物再次证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在中国西南便诞生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

在成都金沙遗址，考古人员发现在距今3500年至2500年，这里作为祭祀中心延续了一千年。

而在成都天府广场，伴随着东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从战国晚期至明清的文化遗存，证明了成都两千多年来的城址未变。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四川已经用一个个考古成果进行了实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表示。

既通过考古构建了四川历史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实证了巴蜀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包容，三星堆是一个生动缩影。唐飞表示，正是古蜀先民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不断吸纳来自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这才有了玉璋、三足陶盉以及青铜尊等外来器物在三星堆的出现，“而三星堆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具有独具特色的创新创造能力。在对外来文化和技术的消化吸收基础上，三星堆先民创造出了神秘浪漫、高大肃穆的青铜神树、大立人、纵目面具等器物，即使在全世界的青铜文明中也独特而精彩。”

6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公布了两件青铜器物跨坑拼对成功的消息。这两件文物分别是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和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器物组成分别来自二号坑、三号坑以及八号坑。

巴蜀文化的创新基因，还体现在了蜀锦织造技艺上。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织机模型，证明了2000多年前四川的蜀锦织造技艺已是全球最顶尖的“黑科技”。

巴蜀文化的包容，同样在蜀锦织造上烙下不朽荣光。唐代益州大行台窦师纶在传统蜀锦织造艺术基础上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了繁盛隆重的“陵阳公样”，风靡全球。

伴随着盐源老龙头墓地考古工作的开展，我们得以了解早在商代晚期到西汉，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及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便开始交流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而明末江口战场遗址、宋元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对于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阐释

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推进文化复兴，离不开历史的滋养。在考古实证5000年文明史之外，四川不断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表明四川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并最终从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舒大刚看来，“梳理这些古人的智慧结晶，我们可以看到巴蜀先贤以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兼容并包、集杂成纯、敢为人先、勇于创造，演绎了丰富多彩的制度文明和文化成果。加强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将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寻根溯源提供新的方向。”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