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67岁高龄时潮了一把，跟年轻人在2月14日这天一起过节。只不过年轻人过的是情人节，而他过的是“情人劫”。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14日消息，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有人评价陈戌源为“心中或许有团火，但脑子里绝对是一团浆”。说这话的人，显然对于陈戌源出任足协主席后的种种政策不满，但更明显的是他根本不了解陈戌源。
2019年8月22日，陈戌源当选为中国足协新一届主席后，立刻接受了央视和新华社的专访。在这次长篇专访中，陈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改革足球管理的机制和运行体制，到支持职业联赛发展，再到如何保障国家队，谈得非常详细。甚至连青少年足球普及缺位、足球场地不足、基层教练人数不够这样具体细微的，很少有足协高层直面的问题，陈主席也一一主动提及。
只要认真看过这次专访的人，不难得出结论，陈戌源对足球充满热情，是懂足球的，对于中国足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有比较清晰全面的认知。也正因如此，他刚上任时很多球迷对他抱有极大期待，希望他能针对这些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新华社通过这次专访，对于陈戌源的印象也很不错。直接将陈戌源在专访中的一句话——“中国足球改革发展要遵循足球发展规律”作为了标题，并在导语中表示，陈戌源多次提及这句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谈及如何推动中国足协“去行政化”体制改革时，陈戌源援引足改方案中“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原则，多次强调足协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自理权和自律权，建立一整套规矩规则，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颇为黑色幽默的是，陈戌源本人成为中国足协主席的过程，就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
2014年1月，第十届中国足协会员大会选举蔡振华为中国足协主席，同时也产生了新一届执委名单。按照《中国足协章程》，每届主席和执委的任期为4年。也就是说，到2018年1月，蔡振华和第十届足协执委任期已尽。可是当年，中国足协并未召开会员大会。
2019年中国足协召开执委会扩大会，成立换届筹备组，由陈戌源担任组长。以之前其他体育协会的惯例来看，换届筹备组组长基本就是新一任协会主席，所以当时外界就认定陈戌源将上任足协。可是从法理上来说，上一届执委任期已到，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延期，招开的扩大会根本不具备效力。
而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就成立筹备组答记者问时，更是毫无觉悟地表示“体育总局和足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决定由陈戌源同志任筹备组组长。”这无疑是将体育总局放在火上烤，给外界递刀子，坐实了政社不分、管办不分的帽子。因为中国足协是在民政部注册的社会团体，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没有任何权利指派足协人事任命。（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的审查；监督、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按照章程开展活动；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会同有关机关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宜及善后工作。）
也就是说，陈戌源带着行政化色彩空降中国足协，而其使命之一就是去行政化。哪怕是最伟大的黑色幽默大师，估计也写不出这样幽默的剧本。
这也证明，中国足协从上至下对于有法不依，不按照章程办事，都是默认的。而相关的内外部监管机制，已经全部失效。或者说，可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权利的来源缺乏法理支持，对于权利的约束也就必然缺位。
很快，陈戌源就从上任之初大谈遵照规律、依法自理，万人瞩目备受期待的新任主席，走上了与前任们毫无二致的道路。当权者一旦尝到了用权利绕开规则的便利性，便很难主动停下脚步，此时哪怕他的初心再好，也难免误入歧途。
陈戌源在中国足协主席任内，最被诟病的政策之一，就是强行推动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很多人认为，正是这项政策直接造成了俱乐部背后金主们的陆续退出。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因为金主们退出还有房地产行业下行、疫情爆发等非足球因素的影响，但无疑这项政策确实搞得中国足球一地鸡毛。
造成一地鸡毛的原因，不在于政策初衷，相反这项政策的初衷无比美好。而在于强行使用手中的权利，不顾法理、不顾传承、不实事求是地结合现实困境。
首先从法理层面来看，职业足球俱乐部并非中国足协会员单位，中国足协压根管不到人家叫什么。
反观川渊三郎在日本是如何完成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1990年，日本足协准备组建全新的职业联赛，川渊三郎提出的准入要求之一，就是俱乐部不得使用企业名称。然而川渊三郎同样管不到俱乐部叫什么，但是如果想要参加职业联赛，就需要遵守他的规则。
同样，中超联赛既有中超公司，也有职业联赛筹备组，更名和准入事宜应由后两者完成。中国足协无权直接要求俱乐部更改名称。
其次是本末倒置，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俱乐部的文化传承保驾护航，不顾实际地一刀切，恰恰中断了这种传承。J联赛是在成立之前，就考虑到了名称问题。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是开展20多年后，才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参照J联赛一刀切，很多带有企业名称的俱乐部，本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传承，却被为了让俱乐部文化传承更好的一刀切政策抹杀了，这同样黑色幽默。
最后，川渊三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一番苦口婆心，辅以日本足协帮助俱乐部真正扎根属地，才彻底说服了所有俱乐部改名。而陈戌源治下的中国足协，只给了一年时间，除了一纸文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同样，在前任国足主帅李铁与自己前东家武汉长江俱乐部闹劳资纠纷时，不管双方孰对孰错，陈戌源不顾规矩、不顾章程，以协会主席身份亲自下场调和，帮助李铁索要薪水，显然也是权利的滥用。
有人说中国足协主席并不是高危岗位，确实，算上陈戌源在内，拥有68年历史的中国足协，一共才有6位主席。其中，除了陈戌源，其他五位都安然无事。
可是长期以来，中国足协不按规矩办事，动不动就毫无理由地暂停会员大会，造成了主席职务要么长期是虚名，要么干脆空缺。长时间内，中国足球的话事人要么是常务副主席，要么是已经解散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如果再列举一下这些名字，大家就耳熟能详了。南勇、谢亚龙、杨一民，这些都是上一次足坛反腐扫黑中锒铛入狱的中国足球一把手、二把手。
哪怕那些安全离去的人，在任时同样也被球迷认为是跳梁小丑。阎世铎之下的甲B五鼠、暂停升降级、南北分区；韦迪刚一上任就喊出国奥踢中超，几年内就要带领中国男足重返亚洲一流；蔡振华监管不力放任金元足球，任由职业俱乐部为国家队教练支付工资。
陈戌源具体犯了什么错误，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虽然他跟前任们犯的错误不一样，可一样的是犯错的原因——在中国足球这个名利场中，权利来得不正，用得也就肆无忌惮。没有监管机制下的权利滥用，最终会被权利自身吞噬。
中国足球已经几乎试遍了各种领导，不懂足球的阎世铎、谢亚龙、韦迪和蔡振华搞不好，懂足球的南勇和陈戌源也搞不好。空降来的搞不好，内部升上来的也搞不好。体育系统里的搞不好，陈戌源这样体育系统外的还是搞不好。
是足球太难了，还是中国足球太难了？
更可悲的是，这些搞不好中国足球的领导，之所以被调来搞足球，恰恰是之前在其他领域相当成功。被人们唾弃、戏谑的谢亚龙，甚至挂职地方时口碑极佳。韦迪、张剑不只是来搞足球之前政绩显著，甚至离开中国足球后，依然干得不错。陈戌源更不用说了，从码头工人干到国企董事长，已经足够励志，更充分说明了他的能力。
名不正则言不顺，权利的来源不正，权利的使用没有限制，让再好的领导来负责中国足球，也会被同化为庸者和坏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明确规定，执委会有罢免主席、副主席的权利，可在中国足协68年的历史上，让球迷不满的当权者，却从未被罢免过，甚至连当选都必然是全票通过。足球是充满血性的运动，然而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极其会员，却软得像需要药物帮助的生殖器。根儿上就这样，你如何指望中国足球能雄起？
毫无疑问这些被审查的足协高层一定都有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来到足协的人，都会从没问题变成了有问题？
